但凡是中国人，一提及大唐，少有不为唐时的繁荣、强大及其璀璨之文化而骄傲的。不同于宋时经济、文化发达却武力孱弱，唐朝却是文治、武功皆备。文宗皇帝之时，曾向全国发出了一道罕见的诏书，将李白的诗歌、张旭的草书、裴旻的剑舞御封为大唐“三绝”。此“三绝”者，虽各不相同，然究其本质，亦有相通之处，皆具有大唐文化精神之鲜明特征。
大唐之所以为大唐，更是因为其独具恢弘、豪放且鲜活的文化气质。唐太宗李世民是位雄才大略的君主，他在《贞观政要》中说道：“自古皆贵中华，贱夷、狄，朕独爱之如一……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。”正是他的这种兼容并蓄的执政理念，使得唐时的开放精神与包容精神，是历朝历代皆难企及的。因此，唐时的文化精神，也是博大而浑厚的，且因为西域文明的注入，又带着几分狂放不羁之表现。
到了开元、天宝年间，大唐的文化艺术发展更是到了登峰造极之水平，涌现出一大批惊才绝艳之辈，而“三绝”者，亦皆是出现于此时。“三绝”者，诗仙李白之名最是响亮，不管在其生前还是身后，皆是响彻寰宇，无人不晓;而草圣张旭，虽在书法界自创一派，有开山祖师之地位，但民间除了书法艺术爱好者，所知者甚少;至于武圣裴旻，史书记载犹少，故知者更是寥寥。不过，有意思的是，此三人者，竟然颇有交集，倘以李白为主线的话，可以发现，他不仅与张旭是资深酒友关系，且与裴旻是师徒关系，少年时曾从其学剑。
李白，是千余年来唯一被称为“仙” 的诗人，若说唐诗代表着中国诗文化的巅峰水平，那么，李白即是此巅峰上的第一人。他一生作诗九百余篇，其诗豪放、大气、开阔，艺术手法夸张而又充满独特的想象力，往往有出神入化之感，故贺知章称其为“谪仙人”，杜甫则有“笔落惊风雨，诗成泣鬼神”之评价。他“五岁诵六甲，十岁观百家”，“十五观奇书，作赋凌相如”，且“剑术自通达”，可谓文武全才。李白少年起便仗剑远游，足迹踏遍大半个中国，因胸怀“申管·晏之谈，谋帝王之术，奋其智能，愿为辅弼，使寰区大定，海县清一”之志，故一心寻求建功立业之机会。但直到四十岁，其诗文亦早已名满天下，却依然是一介布衣，犹是屡行干谒之举，所以他叹道：“我有吴越曲，无人知此音。”
四十二岁时，李白才因为贺知章之推荐，得以被玄宗皇帝赏识，且诏封翰林院。初始，李白有一种如愿以偿之快意，踌躇满志的他，甚是有股“仰天大笑出门去，我辈岂是蓬蒿人”之豪情。但可惜的是，其时玄宗已不复早期执政之清明了，纵李白满腹经纶，然帝王心不在此，又待呼奈何!再加上“白玉栖青蝇，君臣忽行路”，玄宗因受谗言影响，对他也日渐疏远，所以他最终落得个赐金放还之凄凉下场。一腔热血化为乌有，这个打击不可谓不沉重，所以他后来才有“大道如青天，我独不得出”之悲叹。
政治上失意如此，李白就于酒中寻求心灵解脱与快意，更以“古来圣贤皆寂寞，惟有饮者留其名” 之句，聊以自慰。因为，即便悲愤，李白也绝作不出唉声叹气之状。他在《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》中开篇第一句即是“弃我去者，昨日之日不可留”，表明他对以往的一种放逐态度，好也罢，坏也罢，总之不必再执意于过去的得失了。就算“人生在世不称意”，我也依然心存“明朝散发弄扁舟”之乐观。这就是李白的伟大之处，纵内心煎熬如斯，他也依然无改其豁达、豪迈之本色，是以其诗能够“悲而不颓、哀而不怨”。
同样的文字，同样的写法，也只有李白，才能写出如此磅礴大气，而又令人荡气回肠之感觉。看他的《将进酒》：“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。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，朝如青丝暮成雪。”前者是对自然景观之描写，壮澜的黄河与大海，唯在李白的笔下，才能让我们知道，原来还可以更壮澜如斯。后者却是抒发“人生苦短”之情，在大时空的背景下，青春至年老竟是“朝”与“暮”的转变。所以，当诗人再发出“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”之感叹时，自然也就顺理成章了。
“心爱名山游，身随名山远”的李白，不但具有遗世独立的道教精神，亦具有豪侠之气，就像他在《上安州裴长史书》中所言：“曩昔东游维扬，不逾一年，散金三十馀万，有落魄公子，悉皆济之。”所以，仗义疏财如李白者，仕途追求是高尚的、远大的，渴望建功亦非贪恋一己之荣华富贵，而是因为他笃信“大丈夫有四方之志”，且他骨子里流淌着先祖李广之血液。故他在《赠张相镐二首》中写道：“本家陇西人，先为汉边将。……苦战竟不侯，富年颇惆怅。”
在长安期间，李白、贺知章等八人经常一起饮酒，杜甫戏称他们为“饮中八仙”且为此作诗一首，草圣张旭，亦在其中。在这首《饮中八仙歌》中，杜甫对李白和张旭的描写皆十分传神，甚至成为他们日后的一种身份符号。“李白斗酒诗百篇”之句即出于此，后面“天子呼来不上船，自称臣是酒中仙”，更将李白醉后狂放不羁的姿态刻画得栩栩如生。而“张旭三杯草圣传，……挥毫落纸如云烟”，不仅为草圣之名直接定位，且展现出张旭醉后挥毫之洒脱、自如。不得不说，也唯有以杜甫之境界，才能深谙诗仙与草圣的精神气质，这是属于绝世“高手”之间的默契与友谊。
张旭，亦是才华横溢、洒脱不羁之人，其个性颇为独特。他嗜饮如命，常于大醉后提笔落墨，一挥而就，抑或呼叫狂走，然后落笔成书。据传，他甚至有过醉后以头发蘸墨书写之经历，故又有“张颠”之雅称。他的书法，始化于张芝、二王一路，以草书成就最高。他书法功力深厚，字字有法，但又能够自成一家，创造出潇洒飘逸、变幻莫测的狂草。他的字深受世人所喜爱，若是偶得片纸只字，都如获至宝，世袭珍藏。
据史载，颜真卿曾两度辞官向张旭请教笔法，诗僧怀素亦是继承张旭之狂草笔法。唐韩愈在《送高闲上人序》中赞之：“有动于心，必于草书焉发之。观于物，见……天地事物之变，可喜可愕，一寓于书，故旭之书，变动犹鬼神，不可端倪，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。”
裴旻其人，有剑圣之称。据《独异志》载，其“掷剑入云，高数十丈，若电光下射，漫引手执鞘承之，剑透空而入，观者千百人，无不凉惊栗”。又据传，画家吴道子因见裴旻剑舞，“出没神怪既毕，乃挥毫益进”。
唐时剑舞之风盛行，公孙大娘即是以善舞剑器闻名天下。她于民间献艺时，观看者可谓人潮似海。草圣张旭曾自言，观公孙大娘舞“西河剑器”，而得书法之神。公孙大娘的剑舞之中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“裴将军满堂势”，即根据裴旻将军独到的舞剑技艺改编而成。杜甫曾大为赞叹：“一舞剑器动四方。观者如山色沮丧，天地为之久低昂。霍如羿射九日落，矫如群帝骖龙翔。来如雷霆收震怒，罢如江海凝清光。”可见其剑舞之精妙无双。
公孙大娘是民间艺人，裴旻则不然，其苦练剑术是为了沙场建功，而非献艺于人前。也因此，他的剑术寻常人难得一见，然他不动剑则已，一动剑则有“惊天地，泣鬼神”之势，见之者必然终身难忘，故世间始有“剑圣”之盛名流传开来。
“三绝”中李白和张旭都是狂放不羁之性格，裴旻我们虽知之甚少，但能够使出那般凌厉风流，且令人如痴如醉之剑舞的人，亦应为洒脱、豪放之人。不得不说，这跟彼时大唐之文化精神是有关系的，因大唐文化是有容乃大的，大唐的文人武士，纵不能在庙堂得意，也可在江湖中扬名。故所谓“三绝”者，亦是一种绝世风流，以及豪放精神之体现。